李桦——创导中国现代版画之最力者

李桦《鲁迅先生追悼会》（木刻-1936）

提起中国现代新兴版画运动的倡导者鲁迅先生，几乎是无人不晓，他亲手播下这颗中国现代版画的种子，并精心加以培育，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美术的先锋，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美术史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他能亲眼看到的短短五年间，已经由“一点萌芽”而逐渐成长为“茂林嘉卉”了。而继其遗愿，呐喊助威最力者之一，就不能不提到徐悲鸿先生和他的那篇《全国木刻展》。1942年10月14日，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中苏文协举行渝区“第一届双十全国木刻展览会”，出品有单幅木刻255件，连环木刻一套，木刻书刊50种，参加出品的作者54人。展出至17日结束。这次展出是一次包括解放区木刻在内的全国性木刻展览会，解放区木刻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注意，画家徐悲鸿在18日的重庆《新民报·晚刊》著文对古元的作品作了高度评介，那一句“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使之顷刻之间成为革命美术代言人。被誉为“中国新版画界巨星”的古元日后回忆说：“徐先生是一位极其热心、正直和具有胆识的艺术家。他在旧社会经历了种种坎坷，抗日战争年代又处在黑暗重重的蒋管区，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为争取人民民主进行战斗。1942年10月15日当他在重庆参观全国木刻展览，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木刻作品时，他甘冒政治风险在重庆《新民报》上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他是那样的欣喜，那样地竭诚赞扬，他这种大无畏精神真是令人感动。”①

　　当时在场负责接待讲解工作的中国木刻研究会理事、版画家王琦对当时的情景记忆深刻，对有关细节作有如下的叙述：

　　记得1942年10月13日下午，悲鸿先生来到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展厅，参观正在举行的“第一届双十全国木刻展览”，他兴致勃勃地仔细欣赏会场上每一幅展品，当他走到第二展室陈列的古元作品面前，他被吸引住了，他怀着十分惊喜的心情连声称赞这些精美的作品，特别是对古元的那幅《铡草》，更是反复欣赏，不舍离去，认为那是不可多得的杰作。他用手指着画面上那个正在铡草农民的背部说：“你们看，这个人的背部是表现得多么好啊!画人，从背面表现比从正面表现更难。”当他走到另一幅《哥哥的假期》面前，便指着画面对我们说：“他的人物每一个都刻得十分生动自然，这全靠素描根底。”他又走到李桦的作品面前，指着画面上刻画的两个士兵头像说：“这是木刻上的印象主义”;因为李桦在画面上没有施用明显的轮廓线，而是用明暗色调表现出光与影的模糊效果。悲鸿先生在那次参观过程中，对其他一些作品也都作过一些极为中肯的评价，这些评语都扼要的写入他的一篇评介文章“全国木刻展”中。②

　　在这篇六百余字的评介文章中，涉及的木刻家有古元、李桦、董荡平、华山、王琦、西崖、荒烟、傅南棣、山岱、力群、刘建庵、谢子文、焦心河、刘铁华、黄荣灿、李森、陆田、沙兵、维纳、李志耕、万湜思等共计21人，其中属于解放区的有古元、华山、力群、焦心河等，其余均来自国统区的作者。文中肯定了艺术家们具有的直面现实社会努力创作之勇气，对每人作品进行点评，既有赞扬鼓励，也有殷切期望，更有艺术指导，如主张版画创作应背离传统题材的复制与模仿，强调素描在艺术创作上的重要性，并以现实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不宜公开陈列那些依据照相制作的作品;对展售之作品，应按国际惯例签署作者名字于其上。在称赞古元《割草》之作“可称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作品之一”的同时，对另一位来自国统区的木刻家李桦也是赞誉有加：“此次全国木刻展中，古元以外，若李桦已是老前辈，作风日趋沉练，渐有古典形式，有几幅近于Durer。”

　　这位被称为木刻老前辈的作者，在晚年深情而谦逊地回忆到：

　　1947年以前，我没有和徐悲鸿先生见过面，虽然我在美术学校上学时，就知道我国有个鼎鼎大名的徐悲鸿大师了。后来我参加了左翼木刻运动，和当时的油画界、国画界甚少往来，故没有与徐先生接触的机会。然而徐先生似乎是知道我的。记得1942年“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双十全国木刻展览会”的时候，徐先生到会场参观了。他看到了古元的木刻，大家赞赏，在《新民报》上撰文，说他“发现了中国文艺界中一卓绝的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接着他顺笔提到了我，证明他这时已经注意到我了，但我始终没有拜见徐先生的缘分。”③

　　李桦的猜测没有错，而且这“似乎”知道和了解他的时间也并非是在此次展览会中，而至少是在六年之前。笔者查阅到徐悲鸿的另外一篇题为《民以食为天：为全国木展而作》的文章,从作者的陈述中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鉴于此文从未见之于各种有关徐悲鸿的文集和研究、纪念集中，有必要抄录于此，以存史征。

　　民以食为天：为全国木展而作

　　非必需精馔美食也，而孔子曰食不厌精，此中有二义存焉，曰食者无食无地，为吾人之必需，若不需食之时，则生存之道绝而死;曰食确有别，因在饥饿迫切之时，可不采食品，几足以充饮食者俱甘，虽粗粝饿浊者亦甘，若待食廪有所积蓄，则辨味之本能激展，于是乎有所选择，非遂无此辨别之能也，终至辨别之力与理解，愈演愈烈，驯至饮食之术，成为人类智慧创造之一门，是孔子所谓食不厌精之赐也。此例为一切文化进步之共同方式，非止饮食一端为是也。饮食之用，日在求精，但亦有不易之品，为日常者，万古不易，如面包白饭，吾人今日果腹之具，殆与众民所食者，不大殊异也。木刻之在今日，其用处[可]与白饭相等，然则吾人先时其无面包白饭乎，是乃以书法及简陋之画代之，又如吾人之玉蜀黍已几全易他处优异品种，吾人之享受，进步无形中，是乃福利之一，习而不察也。

　　搥拓之术，吾国最早，亦印刷术之滥觞，而吾国书中插图之为版画，唐时已有之，明代大盛，且发明五色套版，以印精美之品，此则早于欧洲之制版，殆四百年。此次抗战军兴，国人皆挺身而起，李桦、黄荣灿、野夫、刘崙、王琦、建菴、新波、温涛、丁正献、力群、马达、陆田、朱鸣岗、宋秉恒先生等，俱以艺术献身国家，卓然有所树立，而李桦尤精于镌艺，创导版画之最力者也。向吾辈行苏联版画展于京沪(Durer)，颇予国人以极深之印象，李桦先生时居粤南，致书欲移此展于广州，吾已擅自允之，只因粤政要政治心眼，阻其举行，粤人至今惜之。吾国精神食粮匮乏，而民间尤窘。版画者，民众之精神食粮，犹之乎面包白饭，为吾人不可一日或缺者也。谢梓文先生之《老翁》(青纱帐里)有××之神味，李桦先生之《两人》，可谓版画中之印象主义，俱能为光荣于艺史，吾甚钦之。以如是短促之时，成此多重有意义之作品，版画前途殊未可限量也。

　　文章发表于1942年10月21日重庆《时事新报·青光》版中，距离上述那篇著名之作晚三天，大概是距离闭幕已经过去了几日，新闻的时效性也就相对减弱，不大为人所注意吧，但内容上与前文确属相互关联，各有发挥，诚为研究徐悲鸿艺术理论及中国现代版画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该文先以木刻创作比喻民众每日食粮，已不可或缺;既而述及中国木刻源流与发展现状，高度评价抗战军兴中木刻家们以艺术献身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吾国精神食粮匮乏，而民间尤窘。版画者，民众之精神食粮，犹之乎面包白饭，为吾人不可一日或缺者也。”这种认识正与鲁迅先生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对木刻家们在短时间内汇集多重有意义的版画作品进行公开展览，给予中国新兴“版画前途殊未可限量”的热情期待。

　　如果对该文细加分析，有以下值得玩味之处：

　　其一，文中提到名字的木刻家有李桦、黄荣灿、野夫、刘崙、王琦、建菴、新波、温涛、丁正献、力群、马达、陆田、朱鸣岗、宋秉恒、谢梓文等15人，几乎都来自国统区。这里没有提到古元的名字，或许是因为报纸的政治倾向性使然，抑或是排版时为编辑有所删节，如“向吾辈行苏联版画展于京沪(Durer)，颇予国人以极深之印象”之(Durer)显然在此为衍文。对照前文，不难发现应当是指李桦作品受到德国画家、版画家及木版画设计家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Ärer1471-1528)影响。但在此生出枝节，令人费解。

　　其二，与前文所涉木刻家名字相加，去其重复，共计30人，占到参展人数54名的半数以上，足以说明徐悲鸿对此次木刻展或者说是对于现代版画创作的关注程度。

　　其三，文中透露了对李桦“似乎”了解的时间，是在1936年1月间南京举办苏联版画展览会期间。④并对李桦的木刻创作成绩大为赞赏，称其“精于镌艺，创导版画之最力者也。”“能为光荣于艺史，吾甚钦之”。较之对古元“乃是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的”之期许毫不逊色。

　　1934年6月19日，李桦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发起组织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后简称现代版画会)，编印《现代版画》，在鲁迅先生的具体指导、关怀下从事版画创作。这种关怀和指导，体现在二人间的相互通信，探讨对新兴木刻运动意义的理解与艺术创作实践上。由于鲁迅先生的具体指导和扶植，李桦以及其他现代版画会成员的版画创作风格，从最初的模仿西方木刻风格，逐渐转变为探求民族风格和个人风格。《现代版画》的编辑内容及印制装帧形式也随之发生明显的变化，显露出鲁迅先生期待的“刚劲、分明的总体风格”。李桦那幅体现作者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代表群众的呼声之力作《怒吼吧，中国!》，就是1935年在广州创作的，发表于同年《现代版画》第十四期上。作品刻画了一个代表危难的中国的被捆绑着、蒙住了双眼、全身的每一个部位都在奋力挣扎的形象，造型简洁，刀法刚劲。在以后的“一二·九”运动中曾被爱国青年学生们广泛复制，作为游行示威队伍中宣传画，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战斗作品，从而成为了家喻户晓，广为流传的木刻版画作品。

　　1936年1月11日，由中苏文化协会及中国美术会联合举办的“苏联版画展览会”在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举行，展出苏联版画家的作品239幅。在16日出版的《新民报·文艺俱乐部》中，发表了徐悲鸿撰写的《苏联镌版艺展开幕》一文，指出：“民族间亲善之获得，当以沟通文化始，而彼此艺术品之观摩，尤为最有效之文化运动。”实际上，此次的苏联版画展的举行，正是1934年春夏之交，被徐悲鸿认为是“生平最扬眉吐气之日”时，在前往苏联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会时签署的相互交流美术作品及展览协议内容之一。是年5月7日，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莫斯科红场历史博物馆举行，苏联外交文化交谊会会长Aroseff、画家协会会长Voltaire等致欢迎词，我国驻苏联代使吴南如发言，徐悲鸿作答谢词。在随后的日子里，徐悲鸿曾接受美术家协会、建筑学院、美术镌刻学校等处邀请分别作演讲，表达了中国艺术家愿与苏联艺术家携手的良好愿望。并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讨论中苏交换美术品等问题。就是说，徐悲鸿具有在华举办苏联版画展的联系人与组织者的身份，故而当李桦代表广州木刻团体致函该会(或直接写信给徐悲鸿也有可能)表达移会至广州巡展意愿时，得到了徐悲鸿的“擅自允之”，只是因为时局关系，未能成行，这恐怕这不仅是“粤人至今惜之”，同样导致徐悲鸿、李桦两位神交已久的艺术家只能在十余年之后才得以相见。

　　苏联版画展在展出一周后，于2月21日移至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继续举行。闭幕后，由鲁迅先生亲自挑选180多幅，交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出版《苏联版画集》，并于6月23日抱病口述，由许广平记录整理了一篇序文，热情希望“这集子的出世，对于中国的读者有好影响，不但可见苏联的艺术的成绩而已。”该书前有蔡元培题辞，鲁迅序及赵家璧译文《苏联的版画》，开本为17cm×21cm，分硬纸黑面精装和闪色蓝黑小花点丝绸特装本两种，前者白色仿宋体书名，后者书脊用金色皱纹纸，上印珠红色书名，封面右下侧为苏联木刻巨匠法复尔斯基(V·Favorsky)为小说《人参》所做的插图——人参。此书于1936年7月印行，印数三千册，每册实价二元。

　　关于出版此集的详情，著名编辑赵家璧先生曾在本书《谢言》及1945年晨光出版公司再版本《出版者言》中叙述详备，文中谈到鲁迅先生为出版此集花费的心血，以及集子出版后所遭到的不幸：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原存由鲁迅编选并作序的《苏联版画集》，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共收入作品114幅。画集钢版全部被劫，存书也都失散。抗战八年间，人民迁移躲避，图书既是无用的身外之物，而“苏联”这两个字又最不受敌人所欢迎，所以沦陷区中购存本书者，不束之高阁，便投入了煤炉。赵先生曾在桂林、重庆遍访此书，“图书馆中既不多见，研究木刻的朋友，偶而有一册，也是珍如拱璧，夜深人静才敢拿出来作为观摩的工具，决不肯轻易示人。因为得之不易，便成为书市上的珍品，而它对中国木刻界所发生影响的深而且远是鲁迅先生生前所梦想不到的。”

　　笔者有幸获见曾为著名版画家、艺术理论家江丰先生的这册私人藏书，书名页钤有“江丰”白文方印。珍贵之处在于：书名页及背面上，均有署名“西野”用钢笔所书的题识文字，颇具史料价值，特抄录如下：

　　书名页上所书原被划掉，但依稀可辨：

　　江丰：

　　我和你讲过中国的新兴绘画和木刻到现在虽然在鲁迅先生培植与青年艺术家努力下有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离我们所要画的标准还远得很呢!是需要很大的努力将来才会获得更大更新的发展。

　　西野 一九三七·二 延安

　　该页背面的空白处几乎写满了题识文字：

　　江丰：

　　我们时常谈到中国的木刻时候，总觉得现有的成绩太不能令人心满意足了!因而有时也就牵连到我们的学习问题，和对那些以“大师”自足的家伙的厌恨。老实讲：我们这年青的一辈若不虚心的学习，还要自满自足，那将会使新兴美术的萌芽受到损害的。

　　我希望你永远忠实于你的木刻工作，一只小刀也不见得会弱于一尊大炮在抗战中的作用。这是我的信念呀!

　　听你说你也有这样一册版画集子，遗失在上海了，我现在把我一九三七年在延安购得的这册送给你，作为你精神食粮上损失的补充吧!

　　西野 一九三九·一·十三

　　赠书者西野，即郑西野(1918-1991)，陕西韩城人。1934年肄业于西安师范，后自学绘画。1936年在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从事美术工作。1937年到延安，曾任抗大文工团美术组组长。1942年以来，先后任东北军政大学美术组组长，战士画报社副社长兼美术创作组组长。1958年调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编辑室副主任。曾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最近看到的消息是：2011年5月间，郑先生的家属将其生前珍藏609种、七百余册图书捐赠给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图书馆。

　　江丰(1910-1982)，原名周熙，上海人。1931年开始上海左翼美术活动，曾参加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会。因从事进步活动两次被捕。1938年赴延安，负责编辑《前线画报》，后任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主任，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以后的主要经历已广为人知，兹不赘。笔者以为该藏本具有的史料价值在于：

　　一、中国的新兴木刻是在鲁迅先生培植下，在进步青年艺术家的努力下成长起来的。从两段文字中反映了当时青年(特别是陕北解放区)艺术家们对人生、对艺术的探索，以及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在事业上相互鼓励、支持的战友情谊。

　　二、画集发行、销售、流传之广，不仅限于上海等大城市，即在较为偏僻的西北地区延安也能买到。这更加说明其作品的珍贵以及对中国新兴木刻运动起到的借鉴作用。

　　三、书名页上的“一九三九·二延安”无疑是原购藏者西野的购书日期，而那段文字被划掉，是由于与购书日期及收藏者签名相冲突。这段重写的题识文字，使我们更加真切地体验到一位艺术工作者在抗敌斗争残酷岁月中，所充满的一腔热血和拳拳报国之心。也为我们增添了一份难得的版画史研究史料。

　　有关鲁迅与徐悲鸿交往的史料不多见，共同倡导新兴版画运动、关注和提携木刻青年的研究文章似乎也很鲜见，插入这段与本文看似无关的话题，或可作为研究者深入探讨研究提供一点思路和参考资料。

　　1947年9月间，李桦离开了上海，应徐悲鸿之约来国立北平艺专任教。两位年龄相差一个生肖周期的师友终得聚首。徐悲鸿第一次看到李桦木刻以外的绘画原作后，便对其水墨人物画和风景画十分欣赏，出人意料地安排李桦讲授美术史及彩墨画系的水墨画课程。1948年春，当徐悲鸿见到李桦所作《天桥人物》册页时，惊喜交集，爱不释手，带回欣赏半月后，送还的册页中题满了热情的词语，其中谓“以此而言新中国画之建设，其庶几乎!”表明了提倡改造中国画的中心思想。并特意安排带领李桦去拜访齐白石先生，近距离观察体味一代绘画大师是如何构思、运笔、缓慢地画成一幅气韵生动的《残荷》图，了解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真谛。对李桦受到校外学生进步组织邀请辅导木刻学习班，并将从上海带来的一篇木刻作品交几个大学轮流展览的举动，徐悲鸿从没有出面来干预，反而透露李桦已经上了黑名单，暗示他要小心提防。这种关爱令李桦终身难以忘怀。

　　毫无疑问，李桦不仅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奠基人之一，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他创建了中国美术教育中的第一个版画系并担任系主任长达33年，培养了大批的美术人才。同时，他还担任中国版画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及中国文联常务理事诸职，对推进中国版画艺术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1994年5月5日，李桦在北京逝世。其亲属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全部木刻作品与极为珍贵的原版及书画、著作、手稿等全部捐献给国家，由中央美术学院保管，并将其所得奖励金15万元用于设立“李桦版画艺术基金”，以鼓励版画艺术创作与教学。

　　在对人物个案研究中，人们往往期待新材料的出现，用来充实人物资料，考量人物进退得失，以便得出新的评价。囿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如面对封尘的档案、浩如烟海的旧报刊，或公私相关机构的资源垄断，或浮躁环境下研究者对发掘原始资料缺乏耐心，空叹有价值的文献得之不易。实在说，材料鲜见难得不假，但并不意味着无人了解和用心关注，有些材料需要研究者能够耐得住寂寞和花费苦心去细心发掘，有些则需要利用当代信息资源的收集和知识的积累去构筑资源网络，只有这样，才不致因为机缘不合、阴差阳错而使重要资料失之交臂，酿成遗憾。就以这篇徐悲鸿先生的佚文而言，笔者就曾在王琦先生的那篇《回忆徐悲鸿先生》文章中发现倪端：

　　……次年(指1943年——笔者注)，第二届双十全国木刻展举行的时候，悲鸿先生远在桂林，他在桂林参观了分区展出的展品，又写了一篇名为“民以食为天”的文章，其中仍然提到木刻家需要重视素描基础的问题，他在文章的结尾时写道：“吾终于念念不忘于古元之木刻，其严谨写实之作风，应使其同道者知素描之如何重要。……”这篇文章曾发表在重庆的《时事新报》副刊上，我把它剪存起来，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后。在50年代初，我连同悲鸿先生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剪报，以及悲鸿先生参加郭沫若先生领衔签名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一份剪报，一并赠给刚成立的徐悲鸿纪念馆，作为永久保存。

　　王先生凭借对早年事件的回忆提到了这篇《民以食为先》的文章，但写作时间和相关内容有所混淆。尽管他细心阅读并保存、捐赠了这剪存的重要文献，在文章中也透露了相关的线索，但还是没能及时引起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们的重视。

　　无论是从社会作用的角度看，还是从版画艺术家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抗战时期的版画，都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史和美术史上最重要的阶段。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没有任何一个画种，能像版画一样，能够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去震撼人的心灵。而被徐悲鸿先生撰文推介的，正是以古元和李桦所最具代表性的解放区与国统区的版画艺术成绩和他们的创作群体。笔者注意到：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和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暨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七十周年，分别由李小山、邹跃进主编《明朗的天：1937-1949解放区木刻版画集》和李树声、李小山主编《寒凝大抵：1930-1949国统区木刻版画集》的精美巨制画集，于1998年、2000年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前后出版，前者已将徐悲鸿先生《全国木刻展》一文作为附录刊印之。试想，如果这篇《民以食为天》的重要文章能够及早被研究者发现和利用，或许也能加入后者书中，使之相映成辉。想来就令人怦然心动。

　　2011年6月25日夜作于北京残墨斋

　　【注释】

　　①古元《回忆初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收入徐悲鸿纪念馆编《美的呼唤：纪念徐悲鸿诞辰100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②王琦《回忆徐悲鸿先生》，收入徐悲鸿纪念馆编《美的呼唤：纪念徐悲鸿诞辰100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文中的日期疑有误。

　　③李桦《德才并茂 一代宗师》，收入徐悲鸿纪念馆编《美的呼唤：纪念徐悲鸿诞辰100周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④据陈琦《〈现代版画〉与“现代版画”》一文(硕士论文，2009年)称：“同月(指1934年10月——笔者注)，赖少其、陈仲纲、潘成业在广州永汉路大众公司举办了‘木刻三人展’，共展出木刻作品十三幅，当时途经广州的徐悲鸿看到广告后参观了展览，并给予了展览好评与勉励。”据此，徐悲鸿对广州新兴木刻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李桦的了解时间当更早。但查阅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相关系年活动资料，未见赴广州行程记载。存疑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