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友王君收藏法国回流《圆明园长春园图》铜版画一部20巨幅，知我对此有研究，命我写篇介绍与同好共赏，不敢怠慢，忽忽写就。

此套版画为1977年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以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内府刻《圆明园长春园图》为底本1:1复刻（『Palais Pavillons et jardins construits par Giuseppe Castiglione dans le domaine imperial du Yuan Ming Yuan au Palais d'Ete de Pekin』）。用传统铜版画压印技法刷印，传播于世。我也收藏有一部法国复刻版，与清内府本对观真可谓原大原型、纤毫毕现，可称近年来仿刻绝品。现新得这套又为填色本，填色技法高超，色彩明丽，层次分明，更显示出圆明园昔日之华美。因圆明园西洋楼为西式建筑，故西式绘画技法的运用和对建筑的理解较国人设色更到位。

铜版画在我国属外来画种，铜版画的制作起始于十四世纪的欧洲，在文艺复兴前期，当时的意大利、德国的手工业相当发达。雕刻工匠师们最初用雕刻刀直接于金属(主要为铜制品)器皿上镂刻装饰图案，而后在铜版凹纹制作的基础上演变沿用于印刷事业，即成了凹版的制版工艺。而随着凹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又出现了铜版画艺术，至今已有近六百年历史。铜版画采用的雕刻技法主要有三种:雕凹线推刀法、硝酸线腐蚀法与飞尘法。

雕凹线推刀法是最古老的铜版雕刻技法，最初是用于金属表面进行镂刻，由点线和交叉线组成画面。采用雕凹线推刀法的工匠必须要经过长时期的技艺训练，在造型上有精准的掌控能力，把握住挫制推刀的稳定性和力度才能雕刻出优秀的作品。铜版画属凹版印刷技术，印刷部分下凹，其印刷着墨层比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厚实，印版上印刷部分下凹由雕刻工匠的手触技艺来控制刀法的深浅疏密，随原画稿墨色变化而不同，因而凹版印刷是一般印刷中唯一可用墨的厚薄表现墨色浓淡的印刷方法。在欧洲，最擅长雕凹线推刀法的有画家丢勒(AibrechtDurer，1471~1528)。

硝酸线腐蚀法在十三世纪的欧洲就有使用，主要应用在各种装饰器物上，先将金属表面用沥青或者蜡等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再使用刻刀于金属表面雕刻图案，线条所到之处防腐物质均被去除，其后使用一定比例的硝酸溶液腐蚀金属版，刻刀雕刻之处被腐蚀而其余涂有防腐物质之处则免于腐蚀，从而形成立体图案，通过控制腐蚀的时间来形成不同的腐蚀效果。最擅长此法的有荷兰十七世纪画家伦勃朗(H.Ran.R.Remberanbt， 1606~1669)。清康熙五十二年刷印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五十八年刷印的《皇舆全览图》、清乾隆二十五年刷印的《皇舆全图》均是采用硝酸腐蚀法制作。

飞尘法:一般是与线蚀法结合使用，用于产生不同层次的灰色调，增强画面的立体效果。首先将松香粉末均匀撒在金属版面，在版底加热使之溶化起到防腐的功效，经过不同时间的腐蚀处理后就会形成以细点组成的不同层次面和色块。最擅长此法的有十八世纪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Goya，1746~1828)。清内府铜版画制作中还未见到此种技艺的使用。

明万历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携《圣母怀抱圣婴》等四幅铜版画来华，程大约《程氏墨苑》曾用木板据以摹刻，使中国人对欧洲铜版画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程氏墨苑》之后，随着欧洲传教士传教活动的逐渐扩大，中国木刻复制西洋铜版画已不罕见。明崇祯晋江景教堂刊《天主降生出相经解》收图50余幅，是中国传统木版复刻西方铜版画重要实证。但有明一代，中国未闻有铜版画之作，至康熙时，在西方传教士画家的推动与直接参与下，清宫始肇其事。但是，这些作品都是用中国传统的木刻技法仿刻西洋题材的图画，无论它表现的是何种内容，在技法上依然是中国传统的木刻画，只能称之为“中法西洋画”。真正将西洋铜版画技法传入中国，并用之来绘刻中国题材的图画，可以称之为“西法中国画”的，则自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 1692~1745) 清康熙五十二年内府铜版印《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始。在西方传教士的参与下，乾隆时期铜版画的镌印大彰其事，刻印了七种铜版战图，一种圆明园铜版画；道光时继其馀事，刻印一种铜版战图。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铜版印制的《圆明园长春园图》20幅，纵49.4厘米，横86.7厘米，由清内府宫廷满族画师伊兰泰作画, 由清廷造办处刊刻完成。《圆明园长春园图》所绘图即为长春园“西洋楼”十景，即:谐奇趣南面；谐奇趣北面、蓄水楼东面、花园门北面、花园正面、养雀笼西面、养雀笼东面、方外观正面、竹亭北面、海宴堂西面、海宴堂北面、海宴堂东面、海宴堂南面、远瀛观正面、大水法正面、观水法正面、线法山门正面、线法山正面、线法山东面、湖东线法画。

画面采全景式构图，西洋的焦点透视画法和中国传统画法相结合，场面壮阔，构图复杂，对景观建筑的刻画细致入微，是对这些建筑物原貌的真实再现，二十幅铜版画中“海晏堂”与“大水法”建筑最为壮观。建筑形像、细部、各部位尺寸比例清晰准确，甚至让人怀疑这套版画并不是来自对景观的写生，而是设计图纸的立体化。至于背景，则很可能如莫小也先生所言:“配景的树木、天空几乎是任凭主观意趣添加的，可能是某一欧洲插图画上植物的翻版，表现得十分生硬。”

圆明园坐落于北京西郊海淀，与颐和园相毗邻，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圆明、长春、万春(绮春)三园组成。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用了一百五十馀年时间，倾全国人力物力兴建的大型皇家宫苑。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等(Benoist Michael，1715~1774)主持设计圆明园属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圆明园是一座中西结合的优秀园林艺术杰作，其中既有壮观宏大的宫廷建筑，也有江南水乡的隽秀典雅，同时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在长春园内建有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风格的建筑群，从而把不同风格的园林建筑融为一体，被誉为“万园之园”。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这座一代名园被英法联军焚掠殆尽，只馀几许断垣残壁。所幸《圆明园长春园图》的传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考察圆明园景观的直观真实的宝贵资料。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由伊兰泰等人起草铜版图稿已有六幅完成，交养心殿造办处制作铜版。三个月后铜版小样、图样制作完成进呈皇帝御览，后奉旨照样造办。另据造办处档案记载:随后，大臣将此套铜版制作所用工料统计后上报皇帝，制版20块铜版所用红铜1044斤、画匠、刊刻匠的工钱、制版印图共用银共计4235两7钱。该套铜版由皇帝下旨压印100套，所用印图纸张由杭州织造抄造进呈。此图由于印刷数量少，大多用于赏赐和陈设，至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宫中已无存贮，后又未有重新刷印的记载，故流传至今的已是凤毛麟角。圆明园被劫时，铜版与所制画册皆被劫掠一空，铜版至今不知下落，仅见画册存于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等少数机构，其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除了20张铜版画以外，其中还有一张圆明园西洋楼彩色图，上面用法文写着“开始上色”和“上色样本”字样，究竟是何人为其上色？做什么用途？是否存在更多彩色楼图？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圆明园长春园图》铜版画粉本藏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具体细节还未公开，亦亟待研究。1977年据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以馆藏版为底本刊刻，1：1限量复制的《圆明园长春园图》，印数亦罕、颇为难得。

《圆明园长春园图》铜版画不仅是清内府高超铜版技艺的体现，更是中国在很早以前就已向世界开放，博采众长的有力证据，在世界掀起了一波“中国园林热”。威廉·坦普尔(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17世纪英国外交家和散文家,是欧洲第一个讨论中国园林的人。他在1685年发表的关于造园与景观的文章《论伊壁鸠鲁的花园》(Upon the Gardensof Epicurus)中使用“Sharawaggi”一词来形容中国园林神秘的吸引力、奇妙幻想和异国情调。并且认为中国园林是“最好的园林形态”的典范。其后中国园林设计对英国风景园林风格产生的影响在18世纪英国是一次重要的审美创新，形成了早期最具吸引力的文化交流成果。乔治·路易·勒鲁热（ Georges Louis Le Rouge）于约1776-1778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了20巨册的大型园林风尚设计荟萃《Détails des nouveaux jardins à la mode》，书中以整整三册的篇幅收入教士从北京带回的圆明园图样。东方情调的花园引领了越来越多的东方时尚，设计师通常在花园中加入中国园林的结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伦敦塔(1760)。这个标志性建筑刺激了东方时尚在整个欧洲花园设计领域的传播。

总之，由于受到西洋画风的影响，《圆明园长春园图》铜版画景物比例关系严谨准确，其绘刻技法已达到“极其确切精细”的程度，是清宫廷版画技法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代表作。为人们了解被焚毁前的“西洋楼”建筑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形象资料。即使1977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复刻版也是制作精良，颇为难得。

查清宫内府刻书档案中有关西洋楼铜版画绘制的相关记载辑录如下：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候缺笔帖式百福持来旨意帖一件内开，二月十三日将如意馆画得西洋楼水法图画第一起至六张持进管理养心殿造办处事务舒文交太监鄂勒里呈览，奉旨：交舒文刻做铜板。钦此。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候缺笔帖式百福持来旨意帖一件内开，五月初九日管理养心殿造办处事务舒文，将刻得西洋楼北花园北门铜板小样一块，随印得图样三张，并将画得清图稿六张，俟得胜图铜板赶六月内造完即接续先行办造，俟图稿全行交出时，量其稀密再行约估确实钱粮数目具奏等因，交太监鄂勒里呈览转奏奉旨：即照样造办，余知道了。钦此。奴才舒文谨奏；为约估工料银两铜斤事遵旨成造谐奇趣铜板图二十块，奴才于本年五月间刊刻得铜板压印得小样恭呈御览，奉旨：候金川得胜图完峻后准照样接续成造。钦此。钦遵。随派原办金川得胜图铜板官员承办，今据该员等呈称：成造谐奇趣铜板二十块，按照现办金川得胜图铜板奏准之例，估计每铜板一块长二尺九寸二分、宽一尺七寸八分、约用红铜五十二斤三两二钱，化铜打造鏟刮磨光等匠九十工，每工银一钱五分四厘计银十三两八钱六分，誊稿过粉落墨共享画匠二百十五工，每工银二钱五分五厘，计银五十四两八钱二分五厘，刊刻殿宇、陈设、树木等项，共享刻字匠六百工，每工银二钱，计银一百二十两，以上成造铜板二十块，共约需红铜一千四十四斤，工价银三千七百七十三两七钱，压印清图四千张，每张需用工料银三钱一分二厘，计银一千二百四十八两，通共约需五千二十一七钱，等因呈报前来奴才伏查金川得胜图铜板所刻山川人物以及碉卡层次营盘形势稠密俱有皴法，与现办谐奇趣清图详细比较，此图虽有殿宇陈设树木等项，较之得胜图做法稍觉省手，拟将每铜板一块，誊稿过粉落墨等画匠二百十五工内，酌减工六十工，刊刻殿宇、陈设等项刻字匠六百工内酌减工一百二十工，共减工一百八十工，计值银三十九两三钱，除减外每块仍需工价银一百四十九两三钱八分五厘，再查得胜图铜板每块用银一百八十八两六钱八分五厘，与现办谐奇趣铜板比较核算，此次办造铜板每块省用银三十九两三钱，二十块共省用银七百八十六两外，仍需银二千九百八十七两七钱，以上成造铜板并压印图张通共约需银四千二百三十五两七钱，红铜一千四十四斤，并应需纸张、毡块理合奏明仍照得胜图之例，向造办处各该库领用，谨将需用工料银两铜斤等项分晰细数一并恭呈御览，统俟工竣之日奴才再行派员详细斟查据实报销谨奏。

于十月二十八日具奏，奉旨：所压清图不必照得胜图每铜板一块压二百张，此次俱每块印一百张，再所压图张，每二张得清图一张，不必拘泥或三张得二张，或五张得三张，着舒文另行查办，其所用铜斤如何用此之多，查明回奏，钦此。查得原奏压印图八千张，计得清图四千张，虽系从前金川奏准。现在压印金川得胜图，奴才实未准其印二废一得一之例，饬令承办撙节据实办理，统俟压印完竣之日奴才通盘查核，除挑选清图四千张外实在捡出废图若干张节省未用纸若干张，据实奏销。仍请将废图交杭州织造另行抄做，其用节省纸张令其交库，现在办理谐奇趣铜板，将来亦照此查销，仍遵旨此次压印谐奇趣清图一百分，计二千张少压印清图二千张，计可省银六百二十四两，至打造铜板应用铜五十二斤零，现系连折耗化火回残用之数，俟全行打造得时仍交库还报实在斤两核销，其有余剩回残铜斤仍系照例交库，所有查办实在情形谨据实具奏，于十月二十九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日，署理武备院卿舒文，将刻得西洋楼第三、第四铜板二块，持进交太监鄂勒里呈览，奉旨：问铜板已刻得四块，其余十六块于何时可得完竣。钦此。随经署理武备院卿舒文，合计工次，赶催刻，亦必需五十一年夏季方能赶完等情具奏，奉旨：知道了。其已刻得铜板四块，每块着压印纸图一百张，钦此。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初四日，将刻得西洋楼水法图铜板第五至第八铜板四块，随印得纸图四张持进，武备院卿舒文交太监鄂勒里呈览，奉旨：知道了。钦此。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八日，将刻得西洋水图第九第十铜板二块，随印得纸图二张持进，武备院卿舒文，交太监鄂勒里呈览奉旨：问现已刻得铜板十块，其未刻得铜板十块，于何时完竣。钦此。随经武备院卿舒文奏，前经奏准于五十一年六月完竣，现奴才督催加紧赶办，至五十一年二月即可赶完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将刻得西洋楼水法殿图铜板二十页，并印得纸图一百分，安设斋宫呈览，奉旨：铜板二十页并印得纸图十分，交水法殿安设，其所有收贮墨刻十一处分，交图十一分陈设，交造办处裱册页图九分，所余图七十分另行按从前回部金川图陈设之处查明开单具奏，仍着续印白露纸图一百分，钦此。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将续印得谐奇趣图一百分，拟写得补交各行宫陈设图二十二分清单一件，并拟赏阿哥、王公大臣、督抚清单二件持进，交太监鄂勒里呈览。奉旨：此谐和奇趣图张不必赏人用，已交水法殿陈设十分外，再陈设图三十分，配匣盛装。其余图四十八分，再预备看，余知道了。钦此。于正月十二日，将谐奇趣图四十八分持，进交太监鄂勒里呈览，奉旨：赏六阿哥、八阿哥、十一阿哥、十五阿哥、十七阿哥、三公主、十公主绵恩阿哥、绵亿阿哥、绵惠阿哥、绵志阿哥、绵勤阿哥、绵懿阿哥、奕纯阿哥、军机大臣阿桂、和珅、福康安、福长安、王杰、董诰各一分，热河二十分，盘山五分造办处图房三分。钦此。

Lot.1005